他也確有狂傲的資本。胡適從海外歸來，被禮聘為北大教授，他的課堂里一時間聽眾如云。傅斯年的好友顧頡剛去聽了一次，回來跟傅斯年說：那個胡博士是真有學問，你也去聽聽吧。傅斯年就去聽了，不僅聽，還問，一問一答之間，胡適的汗就下來了。胡適后來坦白交代說，他當時就發現了，像傅斯年這樣的學生，國學根底比他還好，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膽，激勵自己，要加倍用功。從此，傅斯年與胡適，也就建立起了亦師亦友的特殊關系，直至終生。

狂傲之人，難免要放炮和發威。北伐勝利后，傅斯年高興，一高興就去找老校長蔡元培喝酒。那天是蔡先生帶頭喝醉了，傅斯年也跟著醉了，之后大伙就開始比賽放狂話，狂來狂去，誰也比不上傅斯年放的炮響，他說：“我們國家整理好了，不但要滅了日本小鬼，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，從北冰洋到南冰洋(南極洲)，除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。”好家伙，他比秦始皇還狠。這時候，多虧他是在大學里工作，要是在外事部門，這樣一番話非引來嚴重外交糾紛不可。“大炮”的外號不給他，你說是不是都太浪費了？

大炮在暗室里放狂還沒有什么殺傷力，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真叫動人心魄。抗戰初起，傅斯年就準備彈劾庸劣腐敗的行政院長孔祥熙，他甚至還與中共的參政員吳玉章先生聯絡，希望共同采取行動。他在參政院上揭露說：“抗戰以來，大官每即是大商，專門發國難財。我們本是勢力國而非法治國，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，既經到手則又借法律名詞如‘信用’、‘契約’等以保護之，這里面實在沒有公平。”然后又大聲疾呼：“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！”罵完孔祥熙他就罵蔣介石，說蔣在訓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時還在說孔祥熙根本不貪污，真是叫人喪氣啊。

這只老虎要發威的時候，也是非常有霸氣的。抗戰勝利后，傅斯年也當上了接收大員，飛到了北京。很多人推薦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，他不干，誠心誠意地保舉了還遠在海外的胡適。但是呢，他又堅決要求去北大當一段時間的代理校長。他不是有什么官癮，而是認為，像胡適這種書生，走到哪兒都是老好人，不忍心得罪人，所以他要先出頭，把那些淪陷時期舍不得離開北京并出任偽職的人員一個個開除出去，為胡適任職掃清道路。周作人即是其中一個。有好多人來找傅斯年說情，這個傅老虎一概不給面子，他說：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，那么就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，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后方，吃不上喝不上的，容易嗎？這一席話，就把所有的說情者都擋在門外了。

傅斯年到了臺灣之后，身體不行了，虎威卻一點不減。他當臺大校長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每位教師發了一份通知，說本校長說不一定哪天就要聽課，請不要見怪。教師們對聽課不會見怪的，可是他聽完課之后有的人就沒了工作，這一點挺嚇人的。那會兒的臺灣，工作機會極少，失去教職，就得餓肚子了。傅斯年僅用此一招，就令臺大的教風學風為之一變，他對臺大的影響之巨，與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相仿。

放大炮又發虎威，畢竟不是學者的本行，傅斯年同時代的學者曾指出過，他寄身政治，因此沒有取得應該取得的更大的學術成就。但是，他所創立的史料學派，已經足以讓他立足于大師的行列了。后世學者朱宗震先生對他有這樣的評價：回顧四十年來史學創傷……與一些過眼煙云的流派相比，傅先生腳踏實地的史料學派自有其存在的價值。這評價夠高的，傅先生死也暝目了。

等到傅斯年一只腳邁進了鬼門關的時候，還給世上留了一個故事。1950年12月，他在“省參議會”上回答“參議員”郭國基就臺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，回答完畢后，剛走下發言臺，只說了一句：“不好。”然后就倒地昏迷了。腦溢血，一昏不醒。之后，“參議會副議長”李萬居對外宣布：傅先生棄世了。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，被一些記者聽成了“氣死”。消息馬上傳開，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“氣死”的。郭國基以盛氣凌人著稱，傅斯年也以“大炮”之名行世，深愛傅斯年的臺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，于是打著“痛失良師”的旗幟，圍攻“省參議會”，要收拾郭國基。后經多方勸導說明，學生們方才散去。傅斯年遺體火化后，葬于臺大校門右側一空地，名為“傅園”。

傅斯年死后，胡適說：“有人攻擊我，傅斯年總是挺身而出，說：‘你們不配罵胡適之。’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罵。他也承認這一點。”從此，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人罵胡適了，這一點令胡適無比痛惜。（王槍手  《南方周末》）





    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 


    20世紀初年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中，影響大而真正識見高的并不多，傅斯年應屬其一；但他在史學言說中卻是相對“失語”者，尤其是

在中國大陸。近年王?森關于傅斯年的專書出版，重建其學術、思想及其政治活動，傅氏的形象可謂面目一新。可惜此書是英文，大陸稍差的圖書館或不藏，能讀到者似不多。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學術功業，其影響應比現在大許多；但由于政治等原因，傅氏作品在大陸長期少見，僅近年稍有選本，實妨礙其思想、學術之流傳。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《傅斯年全集》，雖仍不夠全，并略有訛誤，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資料。

蔣廷黻曾經回憶說，傅斯年論政之作，篇篇都“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”。的確，言有所本而眼光通達，是傅氏言論的一大特色。但在具體研究中，他似更重視史事的橫向關聯，多次強調史事與周圍的聯系超過其與既往的聯系。傅先生以為，“古代方術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系，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系更密；轉來說，宋儒和他們同時事物之關系，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系更密”。法國史家布洛赫后來也曾引阿拉伯諺語“人之像其時代，勝于像其父親”，以說明理解任何歷史現象都不能脫離其發生的特定時代。

故傅斯年主張：敘述史事應“一面不使之與當時的別的史分，一面亦不越俎去使與別一時期之同一史合”。這與側重專題研究的陳垣看法相近，而與提倡治“通史”的錢穆頗有距離。陳垣曾告訴蔡尚思，“什么思想史、文化史等，頗空泛而弘廓，不成一專門學問”；只有“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，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”。錢穆則主張歷史是整體的，治史要“通”，而不甚贊成以“事件”為中心的專題研究，以為“事件”一旦抽出，則可能切斷其縱橫關系，反“無當于歷史全體之真過程”。在其記憶中，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歷史系的傅斯年主張“先治斷代史，不主張講通史”，兩人為此頗有些沖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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